两面夹击，散装郑州靠什么突围？

来源：南方周末

如果不是跟全村“兜钱”，阿根日轨的父亲就凑不齐36.8万元彩礼。按照彝族古谚，为儿娶妻是父母一生中最大的责任。

婚事订得仓促，冉英英发现与阿根日轨合不来。“我们说了很多次让她回去，都拿了人家彩礼了，不回去怎么弄啊？”

双方约定，等冉英英再次嫁出去，收到新彩礼后，退还阿根家的彩礼。“不把这个事情办好，后面可能会出事。”

“衣服拿不来就扣10万。”谁也说不清楚，冉拉发是深信女儿的衣服留在阿根家会被用于施咒，还是为暂不还彩礼找的理由。

南方周末记者郑丹南方周末实习生符怡婧

发自：四川凉山

距离彝族“杀猪年”还有8天，阿根子组买了一把杀猪刀。第二天晌午，他攥着这把刀，和22岁的儿子阿根日轨一起，捅死了冉家夫妇。

这桩血案，发生在四川省凉山州宁南县一间简陋的麻将馆里，监控视频完整记录下全过程：2023年11月11日13时38分，阿根日轨持刀追着一个中年男人闯入麻将馆，朝男人的脖颈连扎数次；阿根子组紧随其后追进来，向男人捅刀。15秒后，一个中年女人试图抢刀，阿根子组从身后砍来，女人瘫倒在地。

杀人后，阿根子组从麻将馆出来，蹲在隔壁茶楼门口，掏出一瓶矿泉水冲洗刀上的血。他抬头问茶楼的老板娘，报警了吗？

“我不走，就在这儿等警察来。”得知已报警，阿根子组埋头继续洗刀。茶楼老板娘看清了他的长相，满脸沧桑，仿佛六旬老人，个子不高，体型细瘦。

实际上，阿根子组只有55岁。认识他的人都说，他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，心里最惦记的事就是给儿子讨媳妇。

冉家夫妇原本是阿根子组的亲家。他们曾许诺将二女儿冉英英嫁给阿根日轨，后来悔婚。被杀死时，尚未退回阿根家付的三十多万元彩礼。

2024年4月21日，南方周末记者从死者家属处了解到，该案已由凉山州检察院提起公诉。此前，阿根家委托中间人找到冉家求和，希望获得谅解书，不要把仇恨留到下一代，被冉家拒绝了。

作为犯罪嫌疑人，阿根父子被羁押。

全村兜钱，凑齐彩礼

冉英英初见阿根日轨，在2021年底，通过两边的媒人介绍认识。两人都因为成绩不好，早早辍了学。15岁的她对爱情懵懂，喜欢长相好看的男孩，“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（阿根日轨）”。

阿根日轨也点了头。他们听媒人讲，冉英英家境不错，父亲冉拉发是个农村出身的大老板，常年在宁南县城里做工程，租一套大房子住。

二十天左右，到两人订婚的日子。一向不爱干净的阿根子组特意洗了个澡，穿上深蓝色西服，前往宁南县办订婚仪式。他将定金35.6万元人民币一沓沓摆在大盆里，再放两瓶白酒和香烟，寓意喜庆。

冉拉发定的彩礼一共36.8万元，这在当地是很普遍的价格。阿根子组没有砍价，剩余一万多凑不上，他承诺等孩子们结婚后付清。订婚当日，男方另付女方1.6万元用于购买结婚穿的彝族服装，总计交付37.2万元。

在凉山，三四十万的彩礼只是一个基本价格，如果女方条件出色，彩礼随之飙升。当地人介绍，要是娶一个有文化、工作好的女娃，身价钱值八九十万也不足为奇。某种程度上，彩礼就代表面子，数额越高，双方的面子也越大。

南方周末记者在当地了解到，1980年代末男人娶亲，彩礼为两三百元；1990年代末，涨到五六千元，这在当时也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后来，彩礼价格加速膨胀，渐渐偏离彝族传统对于彩礼的初衷。

在彝语中，彩礼被叫作“乌然者”，这个词具有“阿莫尼朵普”的含义，也就是喝妈妈乳汁的钱和父母养育的钱。对男方来说，付出彩礼是对女方父母的回报，也是维持婚姻的“保证金”。如果女方提出悔婚或离婚，就需几倍偿还彩礼。

过去一二十年，随着本地劳动力外出务工，务农补贴等经济收入来源多元化，居民们生活质量相较之前普遍有了明显提高。攀比之风盛行，反映在高额彩礼上，许多家庭为给儿子娶妻而举债。

如果不是跟全村“兜钱”，阿根子组就凑不齐36.8万的彩礼。他只拿得出十多万元，基于家族内部支持，大哥为他在信用社贷款10万，弟弟贷了4万，再跟村里东拼西凑，才如愿给儿子订了婚。一位借钱给阿根子组的村民介绍，“结婚是大事，他们结婚我们出钱，到我们家结婚，他们家也给。”

当地客运站的一位大巴司机说，两三年前，她时常拉一些外地人进山区，是专门针对彩礼需求做贷款业务的。每逢过年前后，频繁有婚丧嫁娶，总有农民会拉家常抱怨，为高额礼金又挥霍了几万。

就在阿根家订婚的5个月后，凉山州施行了移风易俗条例，发布了《凉山州治理高价彩礼深化移风易俗工作导则》，相关政策后来被张贴到每家每户的院墙上。

移风易俗政策规定了彩礼标准上限，不得超过10万元，倡导公民自觉抵制索要高额彩礼、礼金或者利用彩礼、礼金干涉婚姻自由。各村（社区）要实行婚嫁报备制度，订婚交付彩礼时将由村委监督不得超过10万元，礼金不得超过1万元，国家公职人员带头严格执行该规定。

冉拉发的哥哥就是移风易俗的受益者，因为儿媳是公职人员，娶进门时彩礼只花了10万元。但对更多人来说，一项政策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。许多村民当着村委的面只摆10万元，其余私下交付。

当地有村干部说，他们日常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“就装作不知道，管不起”。

“父欠子债，娶妻生子”

阿根子组的家在普格县，坐落于大凉山一处海拔2200多米的山腰上。家里唯一的出行工具是辆破旧的摩托车，顺着盘山的柏油公路颠簸过130多道弯，翻越两重山，耗时近40分钟才能到山谷的镇子。

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阿根子组的爷爷带一家老小从更偏远的布拖县搬迁到这里，三代人靠搞养殖和种农作物为生。在村子里，阿根日轨这一代的年轻人基本都出远门打工，留一些务农的中老年人。

阿根子组有四个孩子，两儿两女，17岁的阿依是老三。2024年4月，两面夹击，散装郑州靠什么突围？听闻记者来了，阿依特意换了一身洗干净的衣服，她刚从山顶上帮人栽烤烟回来，一天赚135元。一伸手，掌心露出一道厚黄的老茧。

栽烤烟这门生计，是阿根子组教给阿依的。在阿依上二年级的时候，父亲将家里十几亩土地全部用来栽烟草。

那是一项极复杂的苦力活。全家人齐上阵，在地里播种、施肥、除草，再把长成的烟草用背篓徒步背回家挑挑拣拣。烤烟的成色直接决定价格，如果没有自然灾害，一年可以赚到五万元左右。阿依记得，父亲时常在烤房背后通宵烤烟，一烤就是四五天。

在阿依的印象里，父亲傻傻的，不会讲普通话，也不会用手机，生病就在家里躺会儿，“然后继续干活，一直干活”。

栽了五六年烤烟以后，阿根子组将赚来的钱买了一百多只羊子。每日鸡打鸣，就赶着黝黑的羊群走进云遮雾绕的山林，把一双行军鞋穿得破破烂烂。家里养猪喂牛，种些土豆和苞米，日子过得也算凑合。

一转眼，儿子们到了该娶媳妇的年纪，54岁的阿根子组催着媒人帮忙物色女娃。妻子想缓缓，等儿女出去打工赚了钱再说，省得借钱。“他（阿根子组）说不行咯，他老咯，哪天死了，娃媳妇都讨不起。”

彝族人有一句古老的谚语：“父欠子债，娶妻生子；子欠父债，安魂送灵。”即为儿娶妻是父母一生中最大的责任，就如同儿女的使命是给父母养老送终。

“我爸一直要给我大哥（阿根日轨）攒娶媳妇儿的钱，一有钱他就去银行存起来。”阿依说，2021年，家里还花了6万多，盖起一间宽敞的水泥房，给阿根日轨当婚房。

在外打工的阿根日轨不想结婚，提议让二弟先结，但拗不过父亲的心意，还是回老家相亲了。阿依知道，大哥结完婚，二哥也快了，家里拿不出那么多彩礼钱时，势必要把她“卖出去”——为儿子娶媳妇花的钱，要靠嫁女儿挣回来。

阿依身边几位十五六岁的朋友，一个个都嫁人了。初二那年，经常跟她讨论作业的女同学突然辍学，嫁给一个大自己7岁的男人，15岁就怀孕，又因为身体状况不好堕胎。还有一个朋友订了娃娃亲，也快要结婚。

2023年夏天，阿依在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后辍学了。父亲说过很多次，她不能再读书，不会为她交学费。“我爸说女孩子念书没用，以后都是要嫁人的。”说着，阿依突然仰头大哭，“我也不愿意嫁人，我必须得嫁。就是（因为）没钱。”

家中出事以后，阿依的母亲身体更虚弱了。二儿子在外面打工，她需要阿依扛起大部分农活。但再过一两年，她还是会把阿依嫁出去，“没办法，要给老二讨个媳妇儿”。

打算收多少彩礼呢？她想了想，三四十万吧。

“我们两个合不来”

“我不敢想象（阿根日轨会杀人），我不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人。”2024年4月下旬，冉英英在电话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父母的死成为压在她心底沉甸甸的石头，“我很自责，要是一开始不喜欢他（阿根日轨）的话，也不会出那么大的事”。

在冉英英的叙述中，父亲找彝族祭司算出来，她在2022年不适宜结婚。于是，订婚仪式后，她跟随阿根日轨前往东莞打工，婚前同居，计划过了2022年再安排婚事。

不料，在东莞的电子厂工作刚过一个星期，冉英英就逃跑了。“他用巴掌一直打我，用脚一直踢我的肚子。”冉英英称，不记得打架的原因，她也还过手，但“打不过他”。

“从这时候我就已经想过离婚了。我们两个合不来。”冉英英意识到，这桩婚事当初订得太仓促，以至于她没有时间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阿根日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在阿依的描述中，阿根日轨温柔得像个女孩子，“他从来不打人的”。冉英英来家里时，阿依听到她与哥哥吵过架，哥哥埋头听着，话很少。

在彝族的婚姻习俗中，一旦举行订婚仪式，双方便不得再反悔。提出悔婚的一方将为违约付出代价：赔偿对方高于彩礼的金额作为惩罚，往往还伴随着遭人非议的羞耻感。

“做决定的过程中，身边没有人支持我，他们知道我在挨打，也让我回去。”冉英英觉得委屈，她向母亲展示自己被打的淤青，母亲心疼地哭出来，但仍五次三番地劝女儿不要再犟，回到阿根日轨身边。

父亲冉拉发冒火，“不懂事，想嫁就嫁，不想嫁就不嫁了，这婚要是离了，我们还得退人彩礼。”冉英英回忆。

就连同样挨丈夫打的姐姐也劝她听话。“我们当时说了很多次让她回去，都拿了人家彩礼了，你不回去怎么弄啊？”与冉英英不同，姐姐接受了父母的包办婚姻，“谁都会被打的，过一会儿气就消了嘛”。

姐姐说，冉英英有着男孩子一样的性格，有事儿憋在心里，脾气犟得慌，拿定的主意怎么都劝不动。逃回家的冉英英找了一份奶茶店的工作，躲开与父母相处的时间。阿根日轨到宁南县寻她，她也不见。

每天上班时，悔婚的想法一直盘旋在冉英英脑子里。“我回去他又打我，不回去我爸妈一直骂我。”思来想去，还是不回的好，“反正爸妈不会打我”。

冉英英知道，自己给父母添了麻烦。她曾听到父亲在电话中与阿根子组吵架，阿根子组的口气并不好，说阿根日轨以后会懂事的。冉拉发吼：“你儿子都大我女儿几岁，怎么还不懂事？”

经历大半年的冷战，阿根家到底还是同意退婚了，唯一的条件是，冉家尽快退还彩礼。在那之前，冉英英的外婆去世，阿根子组带儿子前去吊唁，上了一万多元的礼金。这就意味着，阿根家因为这个未过门的媳妇，前后花费超过了38万元。

也是那段时间，冉英英的爷爷奶奶、两个叔叔才晓得这桩婚事。冉拉发在一次回老家时轻描淡写提了一句，他把女儿给了普格县的一家人。

“如果不是订婚彩礼这个事情闹出来，我还以为冉英英在上学。”冉拉发的哥哥冉拉日想不通，为什么嫁女儿这种事，亲兄弟都不通知。等他知道时，已经在退婚了。

算下来，冉拉日好多个年头都没跟冉拉发来往，他对这个弟弟捉摸不透，两人时常谈不拢，各过各的。据他介绍，六七年前，冉拉发看种地不赚钱，从农村举家搬到宁南县城，租一处房子供小儿子读书，做些粉刷墙面的小工程，其实没混出什么名堂，生活窘迫。

家族里十五个弟兄，只有冉拉发因为上学辛苦没念书，最后落了个文盲，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。在亲戚们模糊的印象中，冉拉发爱面子，脾气暴，但心地不坏。他出手阔绰，手里时常存不住钱，有回宴请朋友就花了一万多元。

在当地过往的历史里，如果两家矛盾被激化到一定程度，会动用家族势力解决问题，难免打打杀杀。如今，这种现象已经不多见，但冉拉日还是担心。他听过几起因为彩礼引发的纠纷，好像还出过人命。

冉拉日叮嘱弟弟，一定要把阿根家的彩礼钱给退了。“不把这个事情办好，后面可能会出事。”

讨价还价，商退彩礼

2022年10月，阿根子组带着儿子两次前往宁南县，找冉拉发要回彩礼。当初介绍两家结亲的两位媒人也帮忙讨钱，两次沟通都失败了。

“他（冉拉发）没别的啥子话，就是一句，没得，我不给就不给。”一位媒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，阿根子组当时就警告过冉拉发：“你不还钱，你也吃不去（吞不掉）我的钱，一辈子你都吃不去。”

阿根子组想到一个法子，他在普格县寻了个名叫拉见的人做中间人，这人擅长调解。更重要的是，拉见跟冉家攀着点亲戚关系，冉家或许因此能顾点情面。

2022年11月的一个傍晚，两辆汽车、一辆摩托跑了两百多公里路，停到了冉家门前。阿根子组带着两个中间人，以及家族内亲戚一行九个人从车上下来。

这天，冉拉发的弟弟冉鲁华代表冉家，跟中间人沟通。他劝两方都不要冒火，自己来谈要退的彩礼金额。按调解规矩，当事双方要分开距离，冉拉发夫妇和女儿进了里屋，阿根一家在大门外面围成一圈烤火。

其实，在阿根家到来前，冉拉发夫妇还在做最后的补救，希望女儿顺从婚事。冉鲁华也向冉英英承诺，只要她愿意回去，自己来跟阿根家沟通，让他们把做错的地方统统改掉。

“凭良心说话，我们已经拿了人家好几十万，这对农村家庭来说还是很大一个数字，所以想着让她回去，免得这个事情闹大了不好相处。”冉鲁华说。

看冉英英铁了心要退婚，全家人断了不退彩礼的念想。但退多少合适？冉鲁华在外面闯荡多年，早已经不再受那套翻倍赔偿彩礼的规矩束缚。他认为，冉英英已经跟阿根日轨有过一段同居生活，就不可能按原价退回彩礼，在当初交付的35.6万元彩礼基础上，怎么也得少退几万。

谈判第一回合，冉鲁华开价30万元，拉见和搭档当即拒绝。冉鲁华往上加两万元，称不愿意就走。两个中间人出门私语，问过一趟阿根子组，跑回来说，希望再涨两三万元。

冉鲁华感觉时机到了，他对冉拉发夫妇说：“退33万，你们要是不愿意，以后我也不掺合了。”冉拉发夫妇同意了。

面对两个中间人，冉鲁华放话，就退33万元，多一分都拿不出来。“不愿意就去起诉，你两个到哪说都行，我不管了。”

中间人又往外跑了一趟。一同去的媒人记得，阿根日轨全程没有吱声，他的母亲表情难过，咕哝着一年都挣不下3万元。此时，阿根日轨的弟弟阿根此呷做主了，“算了算了，让给他吃咯，33万可以，出事了大家都不行”。

双方约定，等冉英英再次嫁出去以后，33万元彩礼钱如数退还。在当地，女方退婚或离婚，普遍会等再结婚收到新的彩礼后，才能全部退还上一笔彩礼。按照习俗，下一任丈夫付的彩礼，须涵盖偿还前任彩礼的数目，所以会出现女子“越嫁越贵”现象。

时间到了凌晨两点。女人们搭起锅灶煮饭，冉拉发从邻居家拉来一头八十多斤的小猪宰了，煮坨坨肉招呼大伙。这也是彝族的规矩，在一桩矛盾调解好之后杀猪宰羊，双方和和气气地坐下来吃顿好饭，昔日的矛盾烟消云散。

冉英英终于轻松了。几个月后，她在一场同学聚会上认识了后来的丈夫。这一次，她主动告白，“我问他有没有女朋友，我喜欢他”。冉英英说，这是她自己掌控的一段恋爱，比包办婚姻好得多。

冉拉发同意了女儿这门新的婚事，他定下了比以前更高的彩礼钱，38.6万元。

“你吃我的，我吃谁的”

时隔一年，2023年11月9日，阿根子组等来了冉鲁华的电话，可以取退还的彩礼了。

这天是冉英英大婚的日子。“本身（冉拉发）钱不够，从那家（新的亲家）拿来剩余的11.5万彩礼，就凑够了。”冉鲁华想自己去送钱，免得兄嫂直接沾退彩礼的事，但冉拉发没有同意。“他说有几件衣服的事情要自己去说。”

与阿根日轨订婚后，冉英英在阿根家住过几天，落了几件脏衣服。在她执意悔婚之初，父亲就问过她关于衣服的事。

婚礼那天，父亲第二次问她，在阿根家落了几件衣服。冉英英告知，有两件T恤、两件裤子、一件外套，还有一双鞋子。

另一边，阿根子组带两个儿子和几个亲、表兄弟，动身前往宁南县。阿根此呷记得，那天哥哥高兴，“他说现在有移风易俗了，拿了这笔钱，回来娶媳妇儿能便宜咯”。

次日下午，中间人拉见和搭档见到冉拉发时，冉拉发拉开一个鼓鼓的书包，里面全是现金。“33万都在这了，衣服拿不来就扣10万。”冉拉发表明，他怕阿根家拿女儿的旧衣服去“做迷信”。

冉鲁华猜测二哥的想法，是担心阿根家会用老凉山一种古老的巫术施咒：请祭司在一个人的衣物上诵经，给衣物的主人及娘家人带来噩运。冉拉发的两个女儿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父亲一直相信“做迷信”。

“哪有个迷信啊，这就是个借口。”拉见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，当天他只带了冉英英留在男方家的一件黑色衬衫，屋头里实在翻不出其他衣服。他提出自己花1000元买下这三四件衣服，被冉拉发拒绝。

冉拉日也听与弟弟同去谈判的侄子提过这件事。“我兄弟就不干。衣服拿回来，我不少你一分钱；拿不回来，一套扣2万，五套就是10万块钱。”

谁也说不清楚，冉拉发的这个举动，到底是深信女儿的衣服留在阿根家会被用于施咒，还是为暂不还钱找的理由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除了一包33万的现金，冉拉发夫妇的账上确实没有钱了。冉拉日在事后查询这对夫妻名下的两张银行卡，“一张有6毛5分钱，一张有5毛钱”。

两个中间人实在没招，他们去派出所以遭遇诈骗为由报案，没有走通。“警察跟我两个说，没有打架杀人，都没得啥子事情，你们自己好好给调解。”

二人继而求助冉鲁华，对方回复：“家里忙，你们去法院起诉吧，现在都有婚姻法的。”

阿根子组的弟弟阿根此呷说，他们也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。前两次媒人沟通失败后，就去过律师事务所打听：首先要交一笔律师费，再交一笔调解费用，尽管如此，也不保证能一次性追回这笔彩礼。

“律师说，如果他没有房，卡上没有钱，可能要十年八年才能还完，一年还几万块钱，慢慢地还。”让阿根此呷觉得麻烦的是，打官司除了费钱费时间，还需要他们写一份起诉状：“我们都不认字，电脑也不懂，咋个写？”

阿根子组也对律师的答复不满意，毕竟儿子还急需这笔钱讨媳妇，“太麻烦了，太麻烦了，就慢慢地商量吧”。

如今眼看要拿回彩礼了，又横生枝节。2023年11月11日一大早，拉见在宁南县城的茶楼再次与冉拉发夫妇谈判，衣服的抵扣金额被出乎意料地抬高到15万元。

拉见和搭档提议出3000元买下这几件衣服，再次被冉拉发拒绝。沟通无果后，两个中间人彻底放弃调解。按照规矩，他们要当着两边人的面有个交代。

“我们说不好咯，你们另找个人说吧，叫你亲兄弟过来，喝一杯酒就散咯。”拉见拨通阿根子组的电话，说明自己和搭档将退出调解。

之所以叫兄弟过来，拉见解释，害怕阿根子组过来两边起冲突。然而，最终出现在茶楼的还是阿根子组和阿根日轨。

茶楼人声鼎沸，阿根父子与冉拉发夫妇隔着桌子相对而坐，谁也没有急眼。拉见泡了一壶茶，两家都同意另寻中间人调解，六人一齐举杯。

礼毕，两位中间人起身下楼。两分钟不到，他们看到了恐怖的一幕——阿根子组在二楼的麻将馆门口，举起一柄沾血的刀子大声吼：“你吃我的，那我吃谁的？”

（文中冉英英、阿依为化名）